从上小学二、三年级起，我就开始为家里挣工分。因为要上学，不能参加一整天的劳动，加上年纪小，体力也不够，不好评工分，所以只能干一些零散的活，挣一些散碎的工分。
干得最多的是春耕前抓青苔，农忙时割牛草，还有就是为队里积肥扯青草、刨草皮。这些活一有空就可以干，而且是按重量记工分。有时也在放学后上山摘山苍子，捡桐籽、茶籽。只不过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单独交给队里，而是凑到父母亲收回来的一起过称记工分。
真正像大人一样挣工分，是上初中以后的事了。那时候女劳力劳动一天挣6分，男劳力劳动一天记十分，会犁田耙田的男劳力，一天可以记12分。我刚参加劳动的时候，生产队给我评定每天劳动可以记3分，相当于半个女劳力。
参加劳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：春插、双抢、收晚稻。春插就是插早稻。那个时候农村都种双季稻，为了不误农时，公社和大队要求插完早稻过五一（5月1号）。学校这时也会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，让学生回家帮助生产队里种早稻。
双抢是最辛苦的劳动，既要抢收早稻，又要抢插晚稻。晚稻的生产周期虽然不长，但对光照和温度的要求高，寒露节前便应基本成熟，谚语寒露不勾头，割回喂老牛，便是形象的写照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基本要求便是插完晚稻过八一（8月1号）。整个暑假，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参加双抢劳动。
收晚稻会相对轻松一些，但学校也会放几天的农忙假。我们只参加收割晚稻，种油菜、播紫云英，便全是大人们的事了。因为我们还要上学，而且这些活也不赶时间。
刚开始插秧时，我只能与一部分女劳力扯秧，队长怕我们没有技术不让我们参与插秧。但把扯好的秧从秧田挑运到插秧的大田时，我总会认真的观察学习一会。回到家里又向父母亲请教插秧的技术。在队里赶时间的时候，我也会要求队长让我下田试试手。插了几届，我也就慢慢的熟练了起来。插秧最核心的技术便是左手分秧要匀、要快，右手要握住秧苗的根部，直接插入泥里，不能让秧苗下部打折，俗称烟斗禾。再就是所有的秧苗要插得横竖成线，俗称通水行。
收早、晚稻我们一般只是割禾，就是把成熟了的稻子割下来，一把一把地堆成一堆，然后再由全劳力脱粒。那时候脱粒用的是脚踩打稻机，两个男劳力一边用脚踩动打稻机，一边用手将成把的稻穗递到飞速转动的滚筒边，让谷粒完全脱下来。劳动强度极大，脸上经常是汗水、泥水都分不清，风把衣服吹干后，上面便是一层层白色的盐渍。我们把一丘田的禾割完后，也会到打稻机前替下递禾的人。耳边那嗡嗡的打稻机声音，像极了劳累过度的人的呻吟。
抽斗烟的意思，便是我在农忙时理解清楚的。插秧、割禾的人腰疼了，脱粒的人腿酸了，他们便会停下来跟队长说，我们抽斗烟吧。看见他们确实累了，进度也基本符合队长的预期，队长便会不带一丝笑容地说，好的，抽吧，抽快一点。抽烟的人便会从衣蔸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抽一片长方型的小报纸，抓一把烟丝，小心地卷成喇叭筒，慢慢地抽起来。不抽烟的便坐到田埂上，或喝水或聊天。
我小的时候，虽然兄弟姊妹多，家里生活清苦，但我喜欢捞鱼虾，捡田螺，做饭菜，所以个子长得还算比较快。初中快毕业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个女劳力高了，而且除了犁田耙田，其他的农活都会做了。所以上高中的时候，农忙假，寒暑假，再回来参加劳动，生产队便给我评了6分一天，十五、六岁便拿上了女劳力的工分。
尽管那时候的人，不敢落下一天的劳动，也不敢少拿一分的工分。但年终结算，带给大家的往往是叹息和失望。临近年关，生产队接连几个晚上，都早早地召集大人们到一间公用的土砖房子里进行年终结算。我们都睡过一觉了，大人们才回来。听大人讲，十分工才值一毛钱，年成不好的时候只有几分钱，年成好的时候才一毛多钱或者两毛钱。扣除已经分到手的稻谷、水果以及一些小的东西，扣还平时预支的几块钱，一年劳动下来分到手的不过十几或几十块钱，有些人甚至还欠队里的钱。
.我最后一次出集体工，是1979年参加高考后的暑假。说来也巧，才劳动几天，在挑谷上岸时，一块埋在泥里的碎瓷碗片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脚后跟。到医院清洗上药包扎后，医生嘱咐我不能再下冷水。母亲便要我到刚刚摘掉右派帽子，恢复了工作的父亲单位休息几天。不久我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离开了家乡。又过了一年，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老家落实，家里分到了田也分到了山，而且再也不用出实体工了，不用挣工分了，不用参加年终决算了。但那些年的酸甜苦辣，却已深深的铭刻在我的心里。至今不能忘记。